如果评选民国文坛最“不合时宜”的作家，冰心大概会高票当选。
冰心
那个年代，动荡不安，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凄惨无比，所以那个时代文人的笔也都像刀子一样锋利。
比如，鲁迅写“吃人”的礼教，张爱玲写爬满虱子的华袍等等。唯独冰心，一个人坐在角落里，反反复复写着母爱、童真、大海，满纸都是“爱在左，同情在右”。
你说她写得不好吗？也不见得。可偏偏就是她的这份“岁月静好”，让她成了同辈文人里被挤兑得最狠的一个。
鲁迅
鲁迅看不惯她，那真是骨子里的瞧不上。他拿着手术刀解剖国民性，眼里看到的全是脓疮、淤血、腐烂的根子。
他认为得先把这些烂肉剜掉，人才能活。他说冰心的作品是“无病呻吟”，作品没有意义，无法对社会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。
张爱玲
张爱玲更是直接，她说：“别拿我和冰心比，我真觉得掉价。
他们说的也许是对的！
搁今天，冰心写的东西兴许能在深夜电台抚慰一大批失眠青年。可那会儿是什么年月？军阀在打仗，日本人在攻城，老百姓饿着肚子逃难。
这时候你写“母亲啊，你是荷叶，我是红莲”，读着是挺美。可放下书一抬头，眼前还是断壁残垣。
鲁迅批评他，就是他觉得这种文字不是在救人，是在麻醉人，让人对苦难生出一种奇怪的耐受力。好像忍一忍就过去了。
他那句“无病呻吟”骂得不算冤枉。他心里的好文学得是匕首，是投枪，是能戳醒装睡的人的那种。冰心的温柔，在他看来就是帮倒忙。
林徽因
再说和林徽因那档子事，好多人都当八卦看，说什么“文人相轻”“才女吃醋”。其实没这么简单。
冰心写了一篇《我们太太的客厅》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讽刺林徽因。说她家里天天高朋满座，一群男人围着一个女人转，跟开沙龙似的。
冰心的意思是，你真本事就关起门来自己写，搞这些乱七八糟的社交干嘛？这不是靠人脉混圈子吗？可问题在于，林徽因那客厅还真是当时北平文化人离不开的地方。
大家聚在一起聊学问、传消息、相互提携，那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态。冰心非得端着“孤芳自赏”的架子，觉得写作就该是苦行僧的事。结果就是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。
林徽因多聪明，不跟你撕破脸吵，直接托人送了一坛山西老陈醋——酸的。这一个字就够了，既笑你小心眼，又笑你眼红。
从那以后，冰心在文人圈里就更站不住脚了。你说她高傲也行，说她社恐也行，反正她那种“我不跟你们玩”的姿态，搁哪个圈子都容易得罪人。
至于张爱玲，那是根本性的三观不合。她小时候被继母打过，被亲爹关过，看尽了人性里最自私、最凉薄的一面。
她写《金锁记》，写《倾城之恋》，满纸都是算计、凉薄、人性的不得已。她不信这世上有纯粹的“爱”和“美”，她信的是“人都是靠不住的，日子都是千疮百孔的”。
所以当她回头看冰心那些歌颂母爱、赞美童真的文字时，心里大概只有两个字：天真。不是那种可爱的天真，是那种没被生活毒打过的天真。
张爱玲的原话是“不能引以为荣”，这话听着客套，其实比骂人还狠。她的潜台词是：咱俩压根不在一个层面上说话。
一个在泥潭里滚过的人，看一个站在岸上喊“水好清澈”的人，心里除了鄙夷，还带着点可怜。
说到底，冰心不是写得不好，她是生错了时候。她的文字搁在和平年代，那是暖流，是治愈，是睡前读给孩子听的故事。
可她偏偏生在一个要求作家“站出来”的时代。那个时代的主流是呐喊、是控诉、是撕开伤疤给人看。
冰心不想撕，她只想补。她补得认真，补得虔诚。可在别人眼里，她就是在伤口上绣花，绣得再好看，血还在下面流。
不过有意思的是，过了这么多年，鲁迅的那些战斗檄文更多留在了课本和论文里。张爱玲的冷峭成了小资文艺青年的圣经。林徽因的客厅故事被写成了无数传记。
而冰心，反而是那个被普通读者一直记着的人。幼儿园里有“冰心奖”，小学生作文里还在引用“成功的花”，老太太们还能随口背出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。
你说这是讽刺吗？也不是。历史有时候就这么拧巴，当年被挤到边缘的人，反而用另一种方式活了下来。
冰心被围攻，说到底不是因为她差劲。而是因为她跟别人太不一样了。
在一个大家都急赤白脸要改变世界的年代，她偏偏想给世界一个拥抱。这个拥抱在那个年代显得不合时宜，甚至显得有点假。
可她抱了一辈子，没松过手。这事儿没什么对错，就是一个人和她所处的时代，恰好拧着劲儿了。
而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，与其说谁看不上谁，不如说那拨人恰好凑在了一块儿。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乱世——有人挥拳，有人亮刀，有人大笑。
有人呢？只是安安静静地唱了一首摇篮曲。
而这首摇篮曲配资指数平台，终究还是有人愿意听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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